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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林 传
 
发布时间:2018-04-08   来源:市政协   【浏览次数:732 次】


 章林同志青少年时期受革命思想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奔赴延安。抗战胜利后,受党派遣来到北安县、海伦县,在同敌匪特的残酷斗争中,成为一名屡建战功的公安干部。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间,任齐齐哈尔市副市长、市长。他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发展经济和城市建设管理中做出了突出的业绩和贡献。1978年后担任黑龙江省纪检委副书记、书记,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直至病逝。他一生谦虚谨慎,坦诚宽厚,对工作高度负责,对人民满腔热忱,是革命和建设的实干章林任市长时的照片家,是党和人民的好干部。

一、苦难童年犟牛童工

20世纪初,中国正值苦难、黑暗、动荡的历史时期。军阀混战,外国列强入侵,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激化,革命风暴风起云涌。1917年11月26日,章林诞生在湖北省咸宁县张公乡于沈庄一户普通农家。

章林,原名余德骥,字天生,父亲给他起这个名字寓意贤德方正,鹏程万里。章林是后来他参加革命取其父母名姓中各一字而改的名。

章林祖上都是当地勤劳朴实的农民。父亲余传光,字玉林。为人正直性情刚毅,不依附权势,不参与宗族纷争,深得乡民敬重。母亲余章氏,地道的农村妇女,吃苦耐劳,克勤克俭,共生育了章林姐弟三人。

天有不测风云,1924年正值壮年的余传光患病身亡。家中的顶梁柱倒下了,章林母亲悲痛欲绝,一夜间白了头。为了活命,姐姐被送临村农民陈乾家作童养媳,不久也病逝。6岁的章林每天和母亲下田,还要去当铺典当家中的破烂东西,或去借债。地主的剥削,索债的逼迫,世态的炎凉和苦难的煎熬给章林幼小的心灵深深地烙上了阶级仇恨的烙印。

1926年,北伐战争的炮声震撼了章林的故乡,一场革命的风暴就要席卷全国。他有一个最要好的小伙伴叫聂鸿声,章林常去他家,认识了他的哥哥聂鸿钧,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前几年在外读书,经风雨,见世面,满腹学问。最近回到家乡的聂鸿钧讲,湖南出了个叫毛泽东的人,领导农民办农会,专门打土豪劣绅,给穷人分田地,干得热火朝天。

聂鸿钧给章林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还组织起了农民武装,斗土豪劣绅。章林和小伙伴们也要求参加,聂鸿钧就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儿童团。章林经常到各村去送信,传递情报,大人们开会时,他和儿童团的伙伴们站岗放哨。聂大哥还教他们唱《国际歌》。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革命形势转人低潮,聂鸿钧按上级要求离开了家乡。

1931年7月,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加上家乡的洪涝和虫灾,使章林家的生活陷入极端的艰难与凄苦。母亲多病,弟弟年幼,一家三口在死亡线上挣扎。本家叔叔余传镇带着章林去汉口,开始了他的童工生涯。离别时,母子三人抱头痛哭,他第一次离开母亲的怀抱,可万没想到,竟是与母亲的生离死别。

章林来到汉口,进了“裕泰祥”药铺当学徒,名为学徒,实为童工、苦力。只管饭不发工钱,说是管饭,也仅是稀汤烂菜。每天十六七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切药、压药,还要到码头上扛大药包。百十斤的大药包扛在肩上,就像一座小山压得小章林他们直不起腰来。一天下来腰酸背疼,连胳膊腿都抬不起来。白天干苦力,晚上还要当伙夫、伙计,给老板和家人做饭、泡茶、装烟、打洗脚水、倒尿壶。

有一次贪心暴躁的老板半夜耍钱回来借故说章林开门晚了,拳打脚踹,用鸡毛掸子抽得章林鲜血淋淋,还罚他跪到天亮。

汉口的冬天,对缺衣少食的穷苦孩子来说更加难熬。章林没有棉衣,天上飘起雪花,他打赤脚,披着麻袋片扛着药包去送药,双脚冻得裂开的口子像小孩儿的嘴,凶狠的老板还逼着他不能耽误送药。

盛夏汉江涨大水,家乡的农田被淹,为了活命,母亲划船到杨安村卖荨麻,实指望换点钱回来买点粮度灾荒,没想到半路上大水吞噬了小船,母亲去世。章林闻讯哭得死去活来,可是老板就是不许他回家去看妈妈最后一眼,说是误工就违反了学徒的契约合同。章林只能朝家乡的方向跪拜,用眼泪为母亲送葬。

1935年“裕泰祥”倒闭,章林和其他伙计又到“同生和”药铺干活。这家老板更加凶狠,他们干的是最累的外场活,每天扛着一二百斤的大药包过秤、上堆码垛。繁重的劳动,把章林累得病倒了,连连吐血,可狠毒的老板不但不给治病,还逼他不准误工。

繁重的劳动和非人的折磨,磨砺了章林,他时常想起聂大哥讲的那些革命道理,“资本家是靠剥削工人剩余劳动价值来养肥自己的。”他从不向困苦低头,从不屈从于富贵权势,当老板的木棍打来时,他从不叫喊一声,反而攥紧拳头,眼里喷出火一样愤怒的目光。

一次,章林和几个童工在码头扛药包,从早到晚干了十多个小时,就中午吃了一顿窝头和稀粥。小童工们累得直不起腰,饿得前腔塌后腔,两眼直冒金星,摇摇晃晃地走上颤颤悠悠的跳板。章林再也支撑不住一脚踏空连人带药包一块掉下水去。老板不由分说举棍就打,还逼章林下水捞起药包,声言要他赔被水浸湿的药。

章林震怒了,一下子爬起来吼道:“饿死人累死人你们不管,你们欺负人还怎么欺负?”后来老板关了他一夜小黑屋,不给饭吃。倔强的章林就是不服软,从此大家都管他叫“犟牛童工”。

童工中有一个才11岁的又瘦又小的同伴叫猴伢子突然发病高烧,还不住的咳嗽。老板看他没有什么可榨取的价值了,就赶他走。猴伢子是个孤儿,如果这样被赶出去,非死在马路上不可。章林与同伴们一块为留猴伢子同老板交涉,由于大家的心齐,老板让步了。不久猴伢子的病也好了,同伴们都把章林当成了小大人儿、主心骨。

二、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1937年七·七抗战后,抗日烽火使20岁的热血青年章林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离开汉口回到家乡,找到一块儿参加儿童团的聂鸿声,和他在延安的哥哥聂鸿钧联系上了。章林认定,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我们穷人的救星,要去延安找聂大哥,跟共产党干革命,他对聂鸿声说:“我志已成,必去延安。”

1937年9月,章林和聂鸿声带着聂鸿钧的信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秘密联系,10月7日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中转,很快就奔到了日思夜盼的革命圣地延安。

1937年11月,经聂鸿钧同志介绍,他们被送进陕北公学院学习,章林被编人公学院第一期第八队第四班,王健和刘瑞林二位同志是八队的领导。

每人发一个小板凳,既当桌又当座儿,没有教室,上课时同学们围坐在大树下,树干上挂块黑板,老师就来讲课了。课程有文化课、军事课和政治理论课。大家最感兴趣的是中央首长的形势报告。

一次,毛主席来公学院作报告。这是章林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高大的身躯,红黑的脸膛,十分风趣而幽默的讲话,让他们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讲到游击战术的十六字方针时,章林听人了迷,鼓掌时把手掌都拍得生疼。

1938年2月,王健、刘瑞林同志找章林和聂鸿声谈话,要他俩做好准备,时刻听从党召唤,随时准备杀上抗日的最前线。赴前线的前两天,他和聂鸿声一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章林和同志们一同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转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伍修权同志接见了他们说:“抗战是持久的,党中央决定要培养一大批干部,特别是将来还要学习苏联的经验。因此,送你们到新疆去,可能从那里去苏联。希望你们到那里要好好学习,不辜负党的希望。”

他们乘车一路西行,穿过戈壁滩、嘉峪关、星星峡、哈密、吐鲁番,来到了乌鲁木齐。党中央打算从新疆把这批干部送到苏联去学习,但由于盛世才的叛变没能实现。于是,他们都被分配到乌鲁木齐的新兵营。党中央派邓发同志领导新兵营的工作,1939年邓发回延安,又由陈潭秋同志领导这里的工作。章林一方面向苏联教官学习俄文,一方面当教员,教新兵营的战士学文化、时事和军事。新疆的工作生活让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社会,新疆的形势变化把他的革命意志磨练的更加坚强。1939年底,章林和聂鸿声又奉命回到延安。

1940年2月,章林被调到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作秘书工作。胡耀邦同志是组织部长,张如苹同志是干部科长,余建亭同志是他的直接领导。章林同志在中央领导的言传身教下,勤奋工作,不断成长进步。这时,和他一块奔赴延安的聂鸿声同志被分配到敌后工作,光荣牺牲了。章林非常悲痛自己失去一位最亲密的战友。

1941年组织又送他进延安大学俄文系学习,同时兼做学校的整风工作。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亲自抓整风,章林是校党总支委员,经常有机会参加吴校长召开的会议并听他讲话,有时还一块研究工作。系统的学习俄文,使他能够达到独立进行笔译和口译,为他后来到东北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3年3月,章林同志被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作内勤工作,经常参加案情研究和审讯工作。同年9月,他又被调到行政学院作审干甄别工作。这里的教职工和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情况十分复杂,章林和同志们深入调查核实,按党的政策认真审理和甄别,一年时间,就圆满完成了任务。

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广大青年干部到农村去做宣传和发动工作。章林同志积极报名,被批准并当了一个工作队的副队长。他们来到陇东专区的庆阳县、合水县工作。

农村的复杂斗争进一步锻炼了章林,他在夜校里教农村青年学文化,学革命理论,白天和农民们一块下田生产,还要发动广大青年投身革命。就在这次下乡工作中,工作队里的优秀女青年干部赵晓军成为他的好战友和后来的好伴侣。

1945年4月,章林同志又被调到八路军总政治部,随即被派到军委第一战区办公厅生产处任党支部副书记。

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西方战场希特勒在苏联红军反击下正节节败退,东方战场日本帝国主义也日落西山做垂死挣扎。党中央为迎接革命胜利高潮的到来,正在集结大批干部分赴全国各地。经组织批准,章林和赵晓军结婚了。八年的延安生活(包括在新疆二年),给了他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思想和胆略,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把他培养和教育成一名成熟的领导干部。

三、转战东北威震敌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祖国光复了。8月20日,办公厅主任黄欧同志找章林谈话,决定派他和赵晓军同志到东北去,过两天就和赴东北干部团一起出发,这将是一场新的特殊的战斗。

毛主席、刘少奇和中央领导同志连续给干部团的同志们做报告。分析全国特别是东北的形势,要同志们学会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本事,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和国民党争夺东北。临行前刘少奇副主席作了动员讲话,他要求同志们迅速开赴东北,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章林和赵晓军被编入东北干部团一大队四中队。总带队是林枫和张秀山同志,四中队长姚仲民,党支部书记王化民。

9月2日清晨,一千多人的干部团整队到延安城东飞机场集合。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同志和中央组织部的同志都来送行。章林和赵晓军兴高采烈地走在队伍里,他们挥手和宝塔山告别,“再见了,延安!”停下来,郑重地行了个军礼,转身急速地出发了。

在绥德增加了朝鲜义勇军,到山西省兴县又加进独立营,到同蒲路时,两个步兵团也跟上来,他们负责掩护干部团一同到东北。

9月20日,队伍到达兴县时,赵晓军患疟疾打摆子,夜里发起了高烧。队领导商量想让赵晓军留下来,她说啥也不肯。

9月23日队伍来到黄河边,前面是黄河的一个支流,水不深,可以涉水过河。章林背着刚打了摆子身体十分虚弱的赵晓军趟水,开始还可以,走到河中间,水没腰深,而且水流很急,章林站不稳,用一只手揪住王希平同志的马尾巴,才平安到达对岸。

9月27日通过同蒲路,队伍进入敌战区,夜里过封锁钱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同志们编好组,一个跟一个,前后人都扯着衣服。对女同志和有病的,俩人挟一个走,不让一个人掉队。大家屏住呼吸,谁也不说话,只听到呼呼的风声。走一段就跑步急行军,这样走了一天一夜,刚下达休息命令,忽然又要急行军。据说朔县的晋军已出动,有袭击干部团的可能,不能不防。

9月30日队伍经过广武,看到这里群众十分穷苦,有的女人只围块布,连裤子都没有,同志们拿出自己的衣服给群众穿。

40多天后,经宣化、下花园来到刚解放的怀来县。怀来在八达岭外,离北平很近,不时还能听到零散的枪声。干部团从这里乘上了火车,来到张家口城外。在这里休整三天,听肖克代表聂荣臻同志讲话。他讲了当前的形势,讲国共谈判无结果,国民党派大批部队下峨眉山,摘胜利果实。情况紧急而复杂,中央要我们不顾疲劳,加速向东北进军。

在沈阳有的人穿着日本军大衣,被苏联巡逻队当日本人给扣押,章林上前用流利的俄语说明我们是毛主席从延安派来的,苏联士兵一听马上放行了。到了长春,高衡同志带个眼镜又以为是日本人,被带下车审问,领导又派章林去交涉,章林娴熟的俄语让俄国军人高兴地放了高衡还拿来酒和好吃的,同志们都说:“亏得章林懂俄语。”

11月12日火车到了哈尔滨,11月15日到了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北安县。这时干部团除沿途被派去指定地点外,最后只剩下一百余人了,其中包括章林和赵晓军。

夜里12点,火车开进北安车站,来接站的除了先于到达这里的几个同志外,还跟着两个穿黑警服挂洋刀的警察。走出车站不远,来到伪满警察署,进屋一看墙中央挂着蒋介石的像和“欢迎中央军接管”的大标语。大家真的感到面临的斗争将是十分复杂和严峻的。

几天后,中共黑龙江省委正式成立了。书记王鹤寿,副书记范式人、赵德尊、王坤成,省主席陈大凡。省委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接管伪省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并且暂不暴露共产党的身份。宫洗尘和章林被派到警政厅去接管。二人一亮相讲话就把警政厅的原班人员给镇住了,宫洗尘任厅长,章林任社会科长,接管顺利完成。

1946年初,正式接管北安县政府,章林同志任公安局长。

章林上任先对公安局进行内部清理。公安局前身即伪满维持会的警察局,共100多人。按上级指示认真调查了解,分类排队,区分情况个别处理。一是对罪大恶极者,严肃审查追究,直到法办。二是一般伪警,作风不好,不适合作公安工作的遣送回家,或另安排工作。三是一部分表现好的留用,有的很快入了党成为骨干。另外,他派人从邻县抽调100多名进步青年,组成民警队,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训练,充实到公安局工作。还建了三个公安分局和四个派出所。经过内部清理整顿,章林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对敌斗争上来。

他负责尽快地收容遣送一千多名日本军队医务、机关未来得及撤退的人员。办了一个感化院,收容七八百名吸毒者,解散了全部妓院。

进驻北安前,国民党特务、土匪和各种反动势力活动十分猖獗。邓世儒、邱国柱任正副书记,下设八个区党部,发展了一大批国民党员。章林决不手软,亲自逮捕审讯邓世儒,按首恶必除的政策,邓、邱两个反动头目被处死,给敌对分子极大的震慑。

1946年4月,章林带侦察员查出了国民党从长春派来的特务李耀实,顺藤摸瓜,挖出了潜伏很久的大特务贾振北,逮捕了投靠国民党建立先遣军的马云鹏,智擒了原伪北安省副省长、大汉奸王秉铎。还抓出了里应外合搞暗杀破坏的留用公安局副局长高致远。镇压了伪满勾结日本人,欺压百姓,鱼肉乡里,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迟伦甫。

在那些险境丛生的日日夜夜里,章林带领同志们,机智勇敢,果断出击,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捍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同时,他也名声大振,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四、智歼顽匪一心为民

从1946年初到1948年末,章林同志先后担任北安县、海伦县公安局局长,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剿匪。刚刚翻身的穷苦人民正遭受着匪患的威胁,省委书记王鹤寿同志主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和部署剿匪工作。章林在剿匪工作中始终把握住三条,一是执行政策,首恶严办,胁从不问。二是严厉打击,绝不手软。三是冲锋在前,身先士卒。

1946年春节刚过,北安县边家窝棚的一股土匪蠢蠢欲动,向北安县城侈动,匪首外号“草上飞”,行动敏捷,枪法很准。章林带20多名公安战士来到边家窝棚,土匪们已经闻迅离村隐藏起来。他抓住机会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土匪家属工作。受蒙蔽无罪,改过自新既往不咎,争取他们弃暗投明。不几天,一些土匪自动到县公安局自首悔过,连“草上飞”也来了,章林亲自和他谈话。“草上飞”要章林把手枪借他用一用以试探章林是否有威意,章林大胆地把手枪从桌上推给他。“草上飞”把手枪推过来,彻底认罪,交出20支新手枪,5支苏联轮盘枪,真正放下屠刀重新做人了。

1946年春,群众刚种下翻身后的头场庄稼,通北火车站公安队叛变了,县政府干部赵光同志被杀害,叛匪打进县公安局后把人拉去投靠了东山屯土匪,情况万分火急。省委派章林带两名公安战士侦察发现,土匪们夜里闹累了,玩乏了,喝完酒正在屋子里酣然大睡。章林见时机难得,先摸掉岗哨,就让同来的通北县长孙亚民和一名战士堵在房门口,他和另一名战士冲进屋里,大吼一声:“不许动,你们被包围了,谁动我就打死谁!”土匪们从美梦中惊醒,一个个懵头转向,乖乖地举手投降了。这一仗没费一粒子弹,就把土匪和叛匪全部抓获,还缴了15支长枪。

随即,章林受省委派遣带lO名公安战士配合苏联的一个机械化团彻底消灭了以尚其悦为首的最大一股土匪。在侦察、制定作战方案,正式交火和战后处理中,他们配合得非常默契。特别是章林一口流利的俄语让苏军非常高兴。这一仗全歼这股为害多年的顽匪,对一些小股土匪震慑很大,有很多放下武器投降或自动散伙,打开了剿匪的新局面。乘胜追击,章林带领公安战士到农村开展“挖坏根”运动,共挖出暗藏的敌人313人,缴获长短枪48支,机枪两挺,手榴弹30多枚。

1947年9月,章林已调到形势更加严峻的海伦县任公安局局长,他破获了留用人员寇文义的暴动案,清除了思想反动的留用人员,改组了局领导班子。除夕夜,是光复后的第二个年三十,和各区通电话都叫通了,情况正常。只有爱乡区电话不通。章林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区可能出现情况。向县委汇报后他立即带人奔赴爱乡区。这个区离县城70里,是小区,反动会道门发展快,已达500多教徒,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在离爱乡区不远的一个山头上,他们和匪徒遭遇了,原来他们偷袭并血洗了区中队后就疯了似的向县城扑来,300多名匪徒瞪着血红的眼睛向章林他们冲过来。因天冷,章林他们带的6挺机枪都抹油过多不“开槽”(拉不开栓)。章林指挥战士们迅速撤到河套开阔地抢占有利地势。又拢火把机枪烧一下,6挺机枪立即喷出了密集的火舌。匪徒们应声倒下,死伤大半,几名匪首和剩下土匪全被活捉。

章林负责处理的全县闻名的“党炮案”是另一件大案。海伦县西南的光荣区有一个叫党福生的,因枪法准都叫他“党炮”,伪满时给恶霸地主“西霸天”国占山当炮手,一家13口人,房子地和牲口很多,挺富足,土改中受地主挑唆,杀了我村干部和民兵,拉出一支队伍要投到哈拉巴山的土匪去。“党炮”暴动震惊全县,章林立即组织队伍去清剿。这些亡命徒窜进新立屯,杀害了村长及家属,还绑架了几名村干部,准备找地方杀掉。章林带领的公安战士和县大队的同志及时赶到,设计将“党炮”击毙。战士们乘机发起冲锋,击毙13名暴徒,俘获8名。至此,北安、海伦这一带的匪患终于彻底根除了。

1948年8月,章林被省委任命为海伦县副县长,1949年5月任县长,他抓的头一项工作是培训干部,他深知要让生产尽快发展上去,群众的生活尽快富足起来,必须有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他就像在延安接受培训一样办起了县政府行政干部训练班。他和培训班的领导一块研究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开学亲自去做动员报告。培训班从1949年一直办到1952年4月春耕前,有计划地把全县区、乡、村干部2000多人普遍培训了一遍,让这批干部在走合作化道路,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村形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章林的工作地点多是田问地头,农民的粉坊和磨坊,和农民打成一片,那时他们就实行领导干部联系互动组的制度。

1950年春,省政府号召推广“新式马拉农县”,提高翻地效率。开始农民不接受,一了解是犁铧角度不对,费力。经改进后农民还不愿意用,一调查是农民手头紧,舍不得买。章林决定从财政拨款补贴,先拿出50台免费送给农民。这下子新农具推广下去了,当年全县产粮比上年增长17%。

1950年冬,章林下乡跑征购粮,从不坐车,全是步行。有时干部也不带自己一人走。一天,他在伦河接到回县开会的通知,这儿离县城120里,步行一天到不了,他终于同意搭群众进城送粮的马车,与他同行的还有县农业局的两名干部。晚上车到三合宫区,车赶进大车店要喂喂马歇歇脚,章林他们也进了大车店。吃晚饭时,车老板要的白面油饼,猪肉炖粉条,让县长和那两名干部一块吃,章林说啥不同意,自己掏钱买了馒头,又要一壶开水。车老板说:“你看你们县长,喝开水,啃馒头,老八路作风,真行。共产党的官真是没比的。”章林不是小气,他一生都这么节俭惯了。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了,海伦是全省的产粮大县,章林知道作为一县之长肩上的担子。几年来,生产形势一年比一年好,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强,他心里无比欣慰。入冬了到乡下检查征购粮交售情况,一转就是大半个月,县粮库的大道上,一眼望不到头的送粮车队。天刚亮,章林和粮食局的领导就来到这里,了解送粮的农民吃了早饭没有,叮嘱粮食局的领导多开几家吃早餐的饭馆,让送粮的农民都吃上热乎乎的早饭。明年再多建几台大秤,多开几个收购点,别让农民成宿排大队。

五、勤于学习精于工作

1952年4月,工作业绩突出的章林同志被提拔,任省商业厅副厅长,同年9月任齐齐哈尔市委常委、副市长。这也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需要。在他去齐齐哈尔市前,省政府主席于毅夫和他谈话,希望他对这个城市的建设和改造做出新的贡献。

齐齐哈尔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抗美援朝和目前的经济恢复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里的工作对章林来说是全新的,从小到大都生活和工作在农村,如何担负起新的工作任务,章林还是老办法,潜心学习,在学中干,在干中学。他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学习中央文件,掌握中央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对城市工作的具体要求。他还向有经验的领导同志学习,他不仅虚心地向市委书记李治文同志和市长高可际同志学习,还向市委、市政府的广大干部学习。另外,他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熟悉情况,了解问题,牢牢把握工作的发眨变化,尽快地让自己成为城市工作的知情者和领导者。

当时市政府机关干部不足100名,政府领导只有市长、副市长和秘书长三人,下设6个委、办和直属企业。章林分管三项主要工作,一是“三反”、“五反”;二是工商业;三是统战工作(兼市委统战部部长)。他下基层蹲点,抓“三反”、“五反”的典型案例,严肃处理了一批违法分子。他把统战工作与发展工商业结合起来,按党的统战政策结交了一大批统战朋友,有的就是全市较大的工商业者,作好他们的工作既有利于建立统一战线,又推进了全市工商业发展。但是有的人由于对发展工商业的具体要求以及党的统战政策不了解,有各种颐虑,不敢放开手脚搞生产,做买卖。章林结合实际对照党的政策,以扫清工商企业上层人物的思想障碍为突破口,注意帮助解决生产和经营的实际问题。他每次召开座谈会,反复讲“利用、限制、改造”的主要政策。还针对各种顾虑和那些上层人物多次接触,深入谈心。工夫不负有心人,1954年国庆节前,全市第一家较大规模公私合营企业德增盛火磨(面粉厂)正式成立,他们的经验在市政府办的《市政通报》和省政府内部通报上刊登。章林注意研究党的政策,学习外地经验,结交一大批党内外朋友和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对私营企业公私合营中的清产核资、公私股份比例、分息比例、债务处理、合营后的人员安排、合营企业章程和条例等问题都处理得十分得当,顺利地推进了全市私营企业改造和工商业的发展,到1952年底,全市私营工商业户发展到4500多户。

解放初期的齐齐哈尔市人口少,面积小,只有北兴、龙沙、铁锋等几个村屯菜队,供应市内17万人口的吃菜。到1952年底,人口猛增到27万。蔬菜副食的生产供应出现较大的短缺。1954年7月,省委、省政府决定,把龙江县所辖的富拉尔基、梅里斯、前平房、达呼店、瑞廷、卧牛吐等区划归齐齐哈尔市。齐齐哈尔市郊区面积由原来的700平方公里增加到4600平方公里,人口增加5万。

市委决定章林负责抓新的郊区建设。1955年1月,市委专门开会研究章林负责组织制定的郊区建设规划。总体提出了,“菜、肉、蛋、鱼、乳、果”的六字战略;水泡地开发养鱼,山地植树造林,泥沼地插柳绿化,大搞多种经营全面开发的具体措施。1956年,市委又提出了“城市支援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工人支援农民”的口号,要求机关和各企业单位与乡村建立联系,实行厂队挂钩,组织技术服务下乡,搞农机具改造修理,传播农业生产新技术,促进郊区农业发展,密切城乡关系,巩固工农联盟。

在市财政还不富裕的情况下,章林亲自找财源,为郊区办电。从富拉尔基到雅尔塞修了一条40多公里3万5千伏的高压输电线。到1959年郊区输电线路达1683公里,158个生产大队966个生产小队全部送电,彻底解决了郊区农民的生产生活用电问题。

电的问题解决后又开始治水,1959年和1960年,连续两年的大雨造成内涝,瑞廷、达呼店、共和等几个公社的十几万亩良田被淹,粮食严重减产,农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章林请来水利专家进行规划,计划修三条主干排水渠,全长100多公里,要动用的人力和物力是相当可观的。章林率领几千人的修渠大军开赴工地,他担任总指挥。从入秋到春节,奋战了五个多月,工程告捷了。那些日日夜夜,章林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农民手上打多少泡,他手上也打多少泡,肩担、镐刨,那时根本没有大机械,全是凭着这样的苦干硬是把三条大水渠修建好了,又经过一年多的配套建设,几十万亩农田的内涝问题彻底解决了。这期间,他帮助全郊区共打电机井1600多个,建大小泵站40多处,灌溉能力达28万亩,还发展11万亩水浇菜地和10多万平方米的温室。

在发展多种经营战役中,章林认为必须多条腿走路,实行公私并举,而且要以家庭式养殖为主。那时,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发展家庭经济是要担一定风险的,但章林在实践中早就悟出这种多条腿走路的办法,很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特别是像猪、牛、羊的养殖,必须以家庭为主,否则,就要出现瘟疫、管理不严、产销不畅等问题。

到1957年市区土豆达到自给,不用去邻县调购。生猪发展要求户均2头以上,经常政府不得不号召市民多买“爱国肉”。养鱼水面达6万多亩,年产鱼1800多吨。昂昂溪区主要发展养牛业,1960年奶牛3000多头,年产奶12000多吨。在鲜蛋生产上一直成为郊区多种经营的王牌。1958年,养鸡大户7000多户,存栏成鸡28万多只,那年春节,省城哈尔滨缺蛋,一次支援三火车皮鲜蛋,城乡一体化的经验在《人民日报》和《黑龙江日报》上登载,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那些年中,章林的足迹踏遍郊区的村村屯屯,星期天、节假日只有在郊区才能找到他。从到齐市每年春节他都是在农民家过的,直到文革被关起来为止。郊区的建设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还和那里的农民交成了最知心的朋友。

六、勇于负责高风亮节

1960年12月,章林开始担任齐齐齐哈尔市长,这时刚刚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三个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有堪称“国宝”的第一重型机器厂、齐齐哈尔钢厂和富拉尔基发电厂。另外,国家战略调整“南厂北迁”,和平机械厂、建华机械厂、华安机器制造厂、车辆厂、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先后到齐齐哈尔落户,使齐齐哈尔变成了以装备工业为主的大工业城市。章林同志坚决服从大局,全力支援国家重点项目和大企业建设。他把自己比作管家婆,大项目、大企业的基本建设缺原材料,一批国营、集体、社队的砖厂、水泥厂、砂石场破土而起,装满各种建筑材料的大汽车开进工地,保证了工期。市政府在富拉尔基区成立市商业分局,各种商服网点从40家一下子增加到200多家。为解决大批产业工人家属就业和男青年的恋爱婚烟问题,经国家审批,在富拉尔基区建成了有两千多职工的大型纺织厂,专门招收女职工。

在那个“一大二公”、“穷过渡”、乱刮“平调风”、“共产风”的日子里,齐齐哈尔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时,农村又遭遇百年不遇的春旱、夏涝、秋早霜灾害,粮食减产,有的地方颗粒不收。全民办企业的风刮进来,连街道也办厂,不管生产能力和销售渠道如何盲目地上了一大批企业。全市1000多家大中小企业,缺电,缺燃料,缺原材料,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更叫人心寒的是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拿走图纸,正在援建的第一重机厂二期工程被迫停工。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章林终于感到又有希望了。归公的奶牛、鸡场一律退赔给个人。为了刺激农民多养奶牛,他主持政府制定了以料换奶的新办法,鲜奶上市量越来越多,这条政策受到省政府重视,并在全省推广,很快收到实效。为进一步刺激养鸡产蛋,章林要求各有关部门的加强服务,成立了一条龙服务部。粮食局登门搞好饲料供应,商业局搞好鲜蛋收购,防疫部门上门防疫治病,技术指导部门加强技术指导,很快家庭式的养鸡获得了快速发展。许多妇女和半劳动力都在家养百十只鸡,再喂两三口猪。家庭式生产越搞越红火,成为多种经营的大半边天。

1961年初,齐齐哈尔市和嫩江地区合并快一年了,章林同志到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检查征购粮和备耕生产工作。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他听到有人反映波布里屯因缺粮饿死人了。晚上工作组和个别领导干部又向他反映个别村屯有因饿因病死人的现象。章林问工作组组长这是事实吗?工作组长说从入冬到现在因饿因病全县死了900多人。章林被震惊了,第二天一早就来到情况严重的波布里、两家子、庄头等村屯。他们进了两家子屯,路边的树已经被扒光了皮,屯里看不到人,路边有一具尸体用炕席卷着。走进屯头一家,是户蒙族社员,大小四个孩子蜷缩在炕上,饿得只勉强睁开眼睛看了看进屋的人。他又到一户姓包的老大爷家,老俩口正费力地吃着炒糊的苞米叶子。走进其他农户家,老人、孩子、妇女大都躺在炕上,没一点精神。他又到波布里屯看见一户农民正在处理一头刚杀死的牛,一问才知道,为了解决吃的,不得不把牛腿弄断,报请公社批准后杀掉了。章林同志当晚和市委书记陈一帆同志通了电话,详细汇报亲眼看到的事实,提出征购粮搞过了头必须马上纠正,得到了陈一帆同志的支持。县委召开了紧急会议。章林在会上宣布:全县征购粮工作马上停止,目前要发动干部群众,紧急救援,同时做好备耕生产工作。

两天后,章林返回市里,市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并决定停止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征购粮工作;调30万斤返销粮紧急救援;组织医疗队到自治县农村巡回医疗;组织副食品下乡,特别是从扎龙湖调些鱼给那里的农民,消除浮肿。同时,组织干部对12个县进行实地考察,有与自治县相同的,对征购粮任务立即进行调整。

市委立即将这些情况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同志亲自到齐齐哈尔,章林陪同到自治县和林甸县等地进行了调查,果然情况严重。后来省委做出决定,要以齐齐哈尔为戒,对全省征购粮工作进行普遍检查,纠正征过头粮的问题。杜尔伯特广大农民忘不了党的恩情,忘不了章林同志敢于负责的求实精神。

齐齐哈尔是丹顶鹤的故乡,故又名“鹤城”,始建于1691年,至今300多年的历史,市区人口从解放初期的10多万增加到120多万,在全国地市级城市里也算较大的。章林在任市长期间用较大的精力抓城市建设和管理。他依靠专家作规划,又从市财力实际出发搞建设。他提出了建设“钢铁机械城,瓜果鱼米乡”的定位思路。城市扩建要沿跃进路向嫩江西岸发展,最后和富区连成一个大都市,这样的理想蓝图现在看来也是十分大胆和超前的。

1958年,对劳动湖又进行一次拓展改造。他和机关干部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在劳动湖参加义务劳动,还设想引嫩江水入湖,把死水湖变成活水湖。这一设想当时由于市财力所限没能实现。

他主持修建了湖滨饭店和市工人文化宫等标志性建筑,后来又修建了六层楼的北方饭店。这时,正是贯彻中央调整政策,为此,给了他警告处分。他在市直领导干部大会上作了诚恳深刻的检讨。许多同志为他鸣不平,他说,他是政府主要领导,出了问题不能推卸。他告诫大家以我为戒,以此为戒。

1979年经省委重新审查,认为北方饭店不属于中央规定的楼堂馆所,是属于营业性的旅社.于是撤销了对章林的警告处分。省委书记杨易辰同志和他谈了话,章林同志背了十几年的包袱卸掉了,他没有一丝的怨恨和遗憾,打心眼里感谢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

文革中把他打成苏修特务、走资派、修正主义份子被批斗、游街、关押、体罚。《章林罪行录》光印刷费就花了5万元之多。后来又多次进行小型批斗,全是刑讯逼供:一次毒打,头被打破,左眼视力模糊,后来一直没治愈。每晚用高度数大灯炮烤出大汗,再推到室外零下30多度气温下冻,名曰“热加工,冷处理”,章林从没屈服过。1972年2月20日章林被解放结合到市革委会又当了领导。他没有记恨任何人,而是以博大的胸怀气度对待新的人生。1978年他调到省里工作,一位省军区的领导同志请他到家里做客。章林从不吃请,这次破例,因为这个同志曾以军代表身份主持研究过对他的批斗。章林用自己的坦诚打消了这位同志的顾虑。还有一名支左干部想找解放后的章林给弟弟办调转。他参加过批斗章林,担心会碰钉子,没想到章林热诚接待他并顺利办好他弟弟的调转。文革中有些参加批斗,甚至打过他的人,章林见面主动热情,让这些同志心无余悸。

章林任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已经69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但每天都坚持工作。中央两次抽调他参加考核省、市、自治区和中直机关领导班子,他认真执着的精神让很多同志感动不已。回到省里参加会议,搞调研,从不把自己的身体放在心上。他写一手好书法,是省书法协会名誉主席,省书法函授大学校长。他很少到各地题字,实在推不掉的从来不要笔墨钱,这是他立的一条规矩。熟悉俄语,晚年又自学英语,在一次外事活动中,用英语同外宾问好和交谈,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是常人无法相比的。

1987年6月20日,章林正在参加省委全委会议。会上,他明显感到不适,在会议休息时,章林一个人悄悄来到了医院,他本想吃点药,或打打针就没事了。但是,三天后因医治无效心脏停止了跳动,就这样走完了他光辉战斗的一生。

(作者系党史专家、齐齐哈尔市政协九届委员会秘书长  李东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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